传统、时代与个性——王西京的水墨人物
阅读王西京的水墨作品，走进他几十年走过的艺术历程，有一个很深的感受，那就是：它是与时代同步，具有文化自觉性的艺术家。他的一幅幅作品，反映了他生活的时代从社会意识到审美理想的变化；他个人的艺术审美趋向，反映了他对民族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深刻认识。
自古至今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，他的思想意识和行为，不可能不刻上时代的烙印，艺术家也不例外。但是这并不表明，在同一时代生活中的人，对客观社会环境的主观反映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都在同一水平之上，这是毫无疑义的。每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，决定了他的选择取向，对艺术家来说，还有与之相关的艺术观的问题。王西京是一位有艺术使命感的艺术家，它是在1968年从专业学校毕业后走上艺术创作道路的。他经历了“文革”的锻炼，在实践中继续学习，通过大量临摹古代人物画和连环画创作提高了自己的造型技巧，尤其是以线为基础的中国画造型能力。在1969年到1974年间，他创作《越南女英雄》、《林中响箭》两部优秀连环画，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。应该说在对待传统中国画的问题上，他是有心人。在“文革”结束不久的1978年，他就出版了自己编写的书《中国线描人物画技法》。这当然与他生活在这个有悠久文化历史和有中国画传统的西安有关，但也说明了他勤于自学，勤于钻研传统艺术，在同辈人中较自觉地认识到中国画的价值。
王西京的自觉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。当时在中国创作领域，许多艺术家出自于弘扬崇高民族精神和赞扬爱国英雄主义的热情，纷纷选择重大历史题材进行创作，但与此同时，画界还残留着“泛政治化”的倾向，题材决定论仍束缚着艺术家们的创作。有些艺术家在题材选择上下功夫颇多，而在艺术处理上却经营不足。王西京八十年代以历史为题材的人物画，很注重艺术本体，注重语言自身的感染力，既有写实的造型技巧，又有中国画的笔墨功力。
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物画创作，吸收西画素描造型之后出现了写实的倾向，对于这一点，今天有人提出质疑，认为这是对传统中国画的否定，这种看法似乎脱离当时的历史实际，不够全面。中国画中的人物画创作吸收西画写实造型，是在“五四”之后“中西融合”大思潮中产生的一种不变现象。不可否认，“中西融合”大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艺术有积极推动的一面，也有压抑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一面，那是因为“西学”以强势的姿态“东渐”，写实造型的细化也是以“科学”的方法被引进来对传统文人画加以“改造”的。但是中西艺术交流、碰撞的过程，产生了刺激和突进中国传统艺术向现代转型的积极成果，尤其在人物画领域。当然，“新体”人物画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。如何把西画的素描写实造型融进以线为基础的国画写意造型之中，需要几代艺术家的努力。当王西京走进中国现代人物画画坛时，也和他同辈画家一样面临这一课题。他在一系列历史人物画中逐步摸索出解决这一课题的方法，反映他这一阶段创作成果的代表当推1984年完成的《远去的足音》。
《远去的足音》取材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的题材，描绘谭嗣同、林旭、杨深秀、康广仁、杨锐、刘光弟六君子惨遭清政府旧党杀害、壮烈牺牲的场面。此画创作和展出于改革开放初期，不仅有纪念先烈的目的，也有毋庸置疑和现实意义。这一点可见作者的题跋：“诸君以身许国，血溅改革之业，激励天下，促民族之觉醒，气贯中华，英魂不逝，诚可歌可泣也。时值改革之年。”用中国画处理六位英雄人物壮烈场面，可以用两种方法：以白描为主的线造型手段和以块面为主的绘画语言。王西京选择了后者，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流行这种“中西融合”的造型模式和他本人掌握这种造型技巧，而主要是出于题材本身的需要。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具有的某种情节性和悲剧性，人物心理层面的复杂活动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场面气氛，都需要在画面上有雕塑般的立体造型。在《远去的足音》画面上，我们看到有坚实体积感的人物造型，看到丰满的人物形象塑造，看到在统一气氛下的人物不同内心活动的细致描写。这是一幅有纪念碑效果的历史画卷。在这里，作者既运用了他掌握的写实造型功力，又调动了他在笔墨上积极的修养与技巧，如笔线的遒劲有力，墨色的浓淡变化，黑白虚实的处理……巧妙的是两者有机融合，用来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。在这里，王西京似乎没有过多地考虑中国画与西画之间的界限，他的目的是描绘历史事件，是塑造人物形象，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，是呈现主题。他之所以不看重中西绘画语言的差异，不仅是因为它在这两方面均有造诣，而且作为艺术家他在实践中体会到，中西绘画虽属不同体系，表现方法各有特色，但作为造型艺术，两者有共同的追求，决不是水火不相容的，而是可以相互借鉴、相互交融的。
当然，王西京对传统文化精神，对中国画特有的观念和技巧的认识不断在深化。八十年代中期之后，他在人物画上新的追求表明他有新的心得和体会，有新的艺术追求。他创作以《人民领袖》和《鲁迅》为代表的一系列描写国家领导人和历史人物的绘画，在艺术风格上有较为明显的变化。在这些作品中，作者更重视线的表现力，更注意发挥虚白在布局中的作用，语言更具有写意性。一句话，更体现出传统文化精神。他似乎把写实造型技巧隐藏在画的深处，不让他表露于外。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，仍然可以感觉到它得益于写实的造型功底。这种风格的变化，对画家个人来说，是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，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体悟。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，是时代给中国画创作提出的新课题，与其说这是对历史上出现的某些偏差的一种补偿，毋宁可以看作是“旧”（包括文人画在内的中国古代绘画传统）与“新”（五四以来形成的新传统）的整合。不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多少意见分歧，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，那就是当代中国画的人物画要扎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，这决不意味着要单纯地走文人画老路，但在文人画的优秀传统中又可以汲取的重要养料；“新体”的写实性人物画必须体现民族精神。王西京的思维是辩证的，他清楚地意识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。似乎三个重要的概念在他脑海中徘徊，那就是“民族传统”、“时代”和“个性”。因此，他在艺术风格的变化或转型的是自然的，而不是刻意“做”出来的。他的许多描绘古代文人雅士或以古代诗词为题意的人物画，十分讲究笔墨语言，如笔线的遒劲洗练，墨色的丰富变化，在点、擦、皴、染中显示气韵，在变形、夸张中抒发自己的主观感情，根据描写人物特定的情景表达不同的意境。这些画没有重蹈前人的老路，而具有自己的个性特色。这表现在：一是格调清新、高雅；二是在平面的线造型中形象有内在的饱满感。
深谙民族传统艺术情趣和格调与精湛技巧，又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的王西京，在向艺术深处不断逼近。他的有些作品已经超越人物画范围，用简练、含蓄甚至朦胧的语言表现某种意境，表现对人生、历史和宇宙的思考。无疑，他是在探索写意笔墨的无限可能性。王西京懂得时代在发展，人们的审美趣味在发生变化，艺术家的创作必须适应时代和大众的需求，艺术家必须在传统和现代的审美意识之间架起桥梁。显然，他和许多当代从事中国画创造的艺术家一样，在复归传统方面所作的努力，是为了创造具有现代感的艺术。这种现代感不同于西方现代艺术，不脱离大众，不无病呻吟，而有健康的格调，充实的内容。这是我们新时代的艺术历程。在这条道路上王西京已取得丰硕的的成果，但仍有施展才智的广阔空间。相信他不会辜负人们寄予的厚望，在艺术创造上会取得更大的贡献。
2006年2月于北京，中央美术学院